劉公是武昌起義的領(lǐng)導人之一，曾被起義者推舉為“大都督”。辛亥革命成功后，劉公先后參加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和反對張勛復辟的斗爭，為維護共和貢獻了畢生心血。劉公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在武昌首義前后的非凡經(jīng)歷。
 

　　共進會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
 

　　劉公早年就讀新學，立志“維新圖強，匡正時弊”，于1902年東渡日本求學，肄業(yè)于東亞同文書院。日本留學生活開闊了劉公的視野，也促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其間，他結(jié)識了一批革命志士，和“鄒容、章炳麟尤稱莫逆”。他曾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等革命書刊極力資助，各翻印數(shù)萬冊，運回國內(nèi)，用于宣傳革命、開啟民智。1904年，劉公與宋教仁等合作，出資出版書刊，宣傳革命思想，后又進入日本東斌學堂學習軍事，結(jié)識了焦達峰等人。1905年秋，劉公在東京見到孫中山、黃興，協(xié)助孫中山創(chuàng)立同盟會，并創(chuàng)辦《民報》。孫中山見劉公為人仗義，善于結(jié)交四方豪杰，更是一見如故。不久，兩人互換庚帖，正式締結(jié)金蘭。
 

　　1906年，焦達峰奉黃興之命回國參加萍澧瀏起義，劉公奉孫中山之命回國，積極準備響應。起義失敗后，焦達峰遭到清廷通緝，逃亡日本，劉公潛回家鄉(xiāng)居3月，又前往漢口“圖舉大事未成”，于是再赴日本，進入明治大學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1907年3月，劉公和焦達峰、孫武、張百祥等人在日本組織成立共進會，“以圖在長江流域中部地區(qū)進行革命”，并議定以十八星旗為會旗。
 

　　1909年初，焦達峰和孫武奉命回國籌劃起義，4月，在漢口設立共進會總機關(guān)，積極聯(lián)絡集聚湘贛會黨進入共進會，為將來起義準備基礎，劉公則留在日本，指導日本的共進會工作。1910年秋，劉公畢業(yè)后，“攜帶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書籍回國”，在鄂北、豫南一帶進行革命活動，吸收同志入會，鼓勵青年從軍，并同楊玉如在武漢創(chuàng)辦《雄風報》，宣傳革命思想。
 

　　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前，劉公等人在湖北策劃響應。黃花崗起義失敗后，劉公與孫武等秘密聯(lián)絡，籌劃在兩湖“共舉義事”。
 

　　從家人手中為革命“籌措”經(jīng)費
 

　　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fā)展，共進會諸人急切盼望劉公來武漢主持會務，尤其需要劉公在經(jīng)濟上提供支持。劉家雖然富甲一方，可要支出如此大一筆經(jīng)費，總得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劉公認為，家中親戚多和清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要說服他們出資贊助革命，絕非易事。于是，他找到從美國返鄉(xiāng)的表兄、同盟會會員陶德琨商量，決定趁清明節(jié)其叔父劉子麟(任職度支部——清朝掌管財政事務的機構(gòu))返鄉(xiāng)祭祖的機會，共同在家人面前演一出戲，以便從家人手中取得起義經(jīng)費。
 

　　祭祖當天，劉公和陶德琨對家里人稱：“捐得一實缺道臺，分發(fā)河南，可以走馬上任，急需白銀8000兩。”得到其叔劉子麟等人的支持。5月，劉公遂攜家中所給的5000兩銀票赴武漢，將這筆錢提供給共進會革命黨人作為革命活動經(jīng)費。不久，劉家又托人捎來4000兩紋銀，劉公把這些錢全部用于購置槍彈、印制中華銀行鈔票以及起義旗幟、文告等項，為起義提供了可靠的經(jīng)濟保障。
 

　　布置制作“首義之旗”
 

　　1911年春夏之交，劉公在武昌正衛(wèi)街剛剛購買的公館里召見了湖北中等工業(yè)學堂的3位學生，他們就是該學堂電機系的趙師梅、趙學詩堂兄弟倆和機械系的陳磊(即陳潭秋的五哥，字樹三，后在孫中山領(lǐng)導的南京臨時國民政府陸軍部工作時殉職)，這三位都是共進會會員，比較熟悉繪圖并自備有繪圖儀器。劉公拿出共進會幾位領(lǐng)導人在日本東京研究確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圖樣，向他們布置了秘密放大繪制“首義之旗”的任務。
 

　　劉公進一步闡明了該旗圖案的意義與尺寸要求，并要求他們必須趕在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幟的制作。
 

　　三位學生立即開始了制作。首先，他們將樣旗按要求做成紙型，在送呈劉公得到認可后，再在紅、黃、黑色的布片上依樣放大裁剪。當時制旗所用的只有白布料，于是，劉公便派人到武勝門正街藥房，購買了藤黃等顏料回到公館內(nèi)秘密染色。三位學生在每天下午上完課后，就馬上趕到劉公家吃晚飯，飯后便開始埋頭苦干，直到夜深才回租賃房里就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即完成了繪制、放樣與剪裁的任務，然后由共進會骨干鄧玉麟在武勝門正街找妥了一家裁縫店，而且每次都是在該店鋪打烊后，才秘送兩面旗的布料去縫制加工，直到武昌起義前夕，總共縫制完工了6面(一說為8面)九角十八星旗。
 

　　這6面用于起義的旗幟，先后分送到了武昌小朝街85號的文學社機關(guān)和漢口寶善里14號的共進會機關(guān)存放。而最后送到裁縫店的兩面旗的布料因旗桿套未做好，則留在了裁縫店繼續(xù)縫制。同時，在1911年9月24日上午舉行的文學社與共進會聯(lián)合大會上，再次重申加快制作起義時統(tǒng)一使用軍旗——九角十八星旗。為方便起見，剩下的制旗任務就交由革命黨人李白貞完成。
 

　　起義前被推舉為“大都督”
 

　　在9月2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召開的大會上，制定了起義方案，初步?jīng)Q定劉公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重大事務由3人共同商處。按照共進會規(guī)定，總理即是“起義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勢變化，預定計劃未能實現(xiàn)）。
 

　　9月24日當日，劉公夫婦以風聲緊，移居漢口李白貞照相館與俄租界寶善里1號，以便于和附近的14號機關(guān)部聯(lián)絡。
 

　　10月9日下午，劉公與孫武往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機關(guān)部點驗黨員名冊后，孫武試驗炸彈，不幸被炸傷。聲音驚動了租界巡捕。劉公讓人將孫武送往同仁醫(yī)院醫(yī)治，本人則隱蔽于漢口漢興里友人處。俄國巡捕前來搜查，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劉公妻子李淑卿、其弟劉同等人被捕。湖廣總督聞聽此事后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彭楚潘、劉復基、楊洪勝三人就義。
 

　　10月10日早晨，劉公同張振武等趕到孫武在共和里的藏身處，緊急約見了部分骨干，決議于當晚發(fā)動起義，并派人向工程炮隊各營傳達了起義時間及“同心協(xié)力”的起義口令。李次生立即取出為孫武裹傷的兩面九角十八星旗纏在腰間，立即與鄧玉麟一道渡江完成了聯(lián)絡傳令任務。
 

　　武昌起義的戰(zhàn)斗打響后，蔡濟民命李次生手舉九角十八星旗，走在第二十九標第二營進攻督署隊伍前面。督署攻克后，李次生舉著旗子由千家街向楚望臺進發(fā)，準備插上蛇山，因山石堅硬，最后將這面九角十八星旗插上了湖北省咨議局門首。
 

　　第二天中午，新成立的鄂軍都督府第一次會議上，謀略處正式確定把九角十八星旗作為正式開國后的革命軍旗。這時開會的首腦們便派鄧玉麟等人，立刻趕到武勝門正街裁縫店取回了最后縫制完工的兩面九角十八星旗，并于當天，一面豎在了武昌江邊的漢陽門城樓上，另一面豎在了武昌司門口的蛇山鼓樓上（民國成立后的1912年6月，經(jīng)南京臨時國民參議院議決，將九角十八星旗中間加綴一星改為九角十九星，正式定為陸軍軍旗）。
 

　　參與起草《鄂州約法》及率部北伐
 

　　武昌首義成功，劉公與張振武、蔡濟民等同為領(lǐng)導人。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zhèn)后，在咨議局集會上，劉公等組織湖北軍政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劉公出任軍政府總監(jiān)察處總監(jiān)察。不久，劉公和孫武、居正、湯化龍、陶德琨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制定《鄂州約法》。漢陽失守后，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劉公以總監(jiān)察名義主持軍政府工作，一面督率軍隊，竭力防守，并組織奮勇軍保衛(wèi)武昌，一面電請各省派兵援鄂。武昌形勢一度穩(wěn)定后，劉公又通令各機關(guān)：凡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經(jīng)費開支等須得總監(jiān)察處批準。
 

　　為了回應和打擊袁世凱要挾南方革命政權(quán)的狂妄氣焰，南京臨時政府決定組織6路大軍揮師北伐。黎元洪接到南京臨時政府的命令，也下令北伐。劉公立即表示愿領(lǐng)軍北伐，被黎元洪委任為北伐左翼軍總司令。劉公革命資歷深，待人寬厚，因此鄂北、豫南的革命黨人多愿隨行，先后有 2000多人參加了他的部隊。因革命聲威遠震和河南人民光復心切，劉公率領(lǐng)的北伐部隊很快就分別進至河南唐河和新野等地，劉公也于1912年3月20日統(tǒng)率本部抵達襄陽，收編光復襄陽的張國荃部，并準備繼續(xù)向北推進。就在此時，劉公接到黎元洪命令，由于南北議和，部隊在停戰(zhàn)期內(nèi)不許進擊。1912年2月10日，南北雙方就清帝退位條件達成協(xié)議。清帝退位后，黎元洪又電請袁世凱調(diào)劉公到北京任職，被劉公拒絕。后經(jīng)革命黨人赴襄陽勸說，劉公才勉強答應，于9月離開襄陽前往北京。
 

　?。ㄗ髡邽槲錆h文史工作者）